芳只有在提到洪新丽的时候,脸上的悲痛才会淡去,更多地流露出咬牙切齿的痛恨。
“只可惜,二十年前还不像现在这样,到处都是监控摄像头!”她的目光缓缓落在审讯室墙角的摄像头上,“那时候要是有这么多的监控器,洪新丽的谎话就能够被拆穿了!
这二十年里,我也买过一些法律方面的书刊杂志,偷偷做过功课,我知道鼓动别人自杀,或者是两个人约好了一起自杀,结果其中一个人吃了药,另外一个人不但自己后悔了不吃,还不给吃药的同伴叫救护车,这都是犯罪!
可是我知道了这些却没有用!
衡衡是在天寒地冻的公园树林里头喝的药,当时都已经是晚上了,那时候那个公园不收费,也没人看管,更没有监控摄像头!
洪新丽一家三口瞪着眼睛撒谎,说她晚上没有出过门,一直在家学习,做功课,偏偏就没有人能够证明他们说了谎!
哪怕我事后也辗转打听过,衡衡死的第二天,洪新丽好像没事儿人一样的回去上学,但是她根本就没有交作业!
衡衡死之后,他们家的所作所为,都是做贼心虚的!可是就是没有办法证明她当时和衡衡在一起!那个愿意偷偷告诉我自己听到的对话的那个孩子又胆子太小了,无论如何不敢站出来作证。
再说,那个孩子也才十五岁,她就算敢站出来,就她自己一个人,无凭无据的,也说明不了什么。
你们知道我有多绝望么?
我清清楚楚地知道,我的孩子是被洪新丽害死的,但是我却没有办法还给孩子一个公道!
我还要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一家三口惺惺作态!”
她脸上的痛苦更甚,手指下意识抠着面前的桌板:“我丈夫本来是可以有希望多活几年的,他被检查出肝癌晚期之后,我痛苦到了极点,好不容易才振作起来。
我们两个商量着,保守治疗,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,陪着孩子走过他人生最关键的那几年。
坚持到孩子考了大学,我就陪他去那些他想去的地方,多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,让他能毫无遗憾地走……
可是孩子一下子出了事,我丈夫也受不了这样的打击,活下去的欲望一下子就被抹杀了。
我们两口子为了孩子的事情吃不下饭,睡不着觉,一天一天耗在外面要讨个说法,我丈夫的治疗中断了。
后来肿瘤科他的主治医说,可能是因为精神刺激太大,他体内癌细胞的扩散速度比原本要快了不知道多少倍,可能活不了几个月。
你们能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感觉么?
我那时候觉得天都塌了,一想到孩子不在了,过不了多久,我丈夫也就不在了……我不知道自己要怎么面对一个没有他们两个人的世界。
所以那个时候,我很懦弱的想要先走一步,不想被留到最后,留到最后的人是最痛苦的。
我那时候就一个念头,我要死在陈大刚他们家门口,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家害得我们一家都活不成。”
宁书艺听她说着当年的经历,也觉得心里面沉甸甸的:“那是什么让你改变了自己的想法?”
“是我丈夫。”于淑芳吸了吸鼻子,“他问我,就算我死在陈家门口又能怎么样?
他们大不了换一个房子,换一个城市,之后还是日子照样过。
一个那样毫无廉耻的人家,怎么可能会因为我死在他们家门口就自责到一辈子都活不好!
现在回头看看,还真被他给说中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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