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佶翻看本朝田赋的数据,感觉十分不真实,赵佶随即命人调取本朝田亩的数据,结果大吃一惊,大宋刚刚建国时,太祖皇帝开宝末,天下垦田二百九十五万三千三百二十顷六十亩。到了太宗朝,至道二年,垦田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二百五十一顷二十五亩。
在真宗朝大宋的田亩达到最高,天禧五年,垦田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八十四顷三十二亩。到仁宗朝,天下田亩之数,下降到一个令人咋舌的地步,皇佑中,垦田二百二十八万馀顷。也就是说,大宋在没有外敌入侵,丧失领土的情况下,平白减少了一半,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这些田亩到了哪里去了,总不能都是被水冲了吧。
到神宗皇帝继位,任用王安石推行方田均税法,清丈田亩,增加财政收入后,国家的田亩也大幅度增加。到元丰年间天下总四京一十八路,田四百六十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六顷,内民田四百五十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三顷六十一亩,官田六万三千三百九十三顷。这个数字,还是比真宗朝少了近七十万顷土地。
也就是说,大宋的老百姓辛辛苦苦几十年,国家的土地还少了七十万顷,被狗吃了。田赋折算成钱财数量并不算大宋赋税收入的大头。但是对于赵佶来说,确是十分的重要的一部分,田赋是征收的实物税,国家的漕粮、禁军的军粮、战马的草料都是要从田赋里出的。
消失的田产去了哪里,赵佶不用猜也知道,都是在地方豪强的手里,被他们诡寄转嫁到百姓身上了,北方如此多的流民,和他们脱不了干系。当然这是大宋的宿疾,土地兼并和官僚勾结,导致耕地减少。宋朝的国策是“抑武修文”,赵匡胤利用“杯酒释兵权”解除了武将的兵权,叫他们回家广置土地,传承子孙。所以宋代自开国便滋生了一批大地主阶层,这些人不断兼并土地,再通过与地方官府勾结,隐瞒兼并或开垦的土地,从而导致官方耕地数量减少。
赵佶重点查阅了三司的资料,计算了每路户均土地面积,其中京东路、京西路、河北路、河东路等传统农耕区的户均耕地面积低于25亩。南方福建路、利州路、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的户均耕地更是低于10亩。北方25亩、南方10亩在大宋显然无法自给自足。
范仲淹在《上执政书》中提到“窃以中田一亩,取粟不过一斛。”粟的出米率为60%,则1亩耕地可得0.6斛粟米;如果是小麦,不需要脱壳,差不多仍是1斛。南方的土地出产倍于北方,也不过每亩2斛。按一家五口,人均年吃粮400斤计算,从下表的度量衡可以看到,宋代1斛米重98斤,因此1户百姓一年至少要20斛口粮。老百姓除了口粮,还要交税(按十税一)、留有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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