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李乾顺头大的时候,赵佶也没好过到哪里去,赵佶头昏的原因是政事堂请求选拔词臣充任崇政殿说书,重开经筵日讲。
赵佶心想,学习,学个屁!兄弟都当皇帝了,难道要你教怎么当皇帝吗?再说所谓经筵日讲,讲的大多数是孔孟之道,圣人之言,最不耐烦听的就是这玩意,赵佶才不相信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呢。
孔老夫子要有那个本事,也不会困在陈蔡之间当春秋贝爷了。他们什么事都要假托圣人之言,来教诲赵佶,这是最让人讨厌的。赵佶对政事堂的奏请采取冷处理的措施,能拖就拖。
但是政事堂的诸位相公不但一直奏请,在常朝和各种朝会上当面奏请。苏辙还发动台谏这帮疯狗,开闸放狗。如果是政事堂的诸位相公们还是文明人的话,台谏这帮疯狗可就不上路子的多了,不光是各种劄子淹没赵佶的案头,动不动就是一帮言官当殿直谏,搞得赵佶下不来台。又没有庭杖能收拾他们。
赵佶现在无比怀念凤阳神丐发明的庭杖制度,某些人的屁股就是欠。随着他们搞得声势越来越大,连地方监司的官员也上疏,赵佶实在是不胜其烦,下令召集两制以上大臣讨论崇政殿说书的人选。
本来这事完全可以下政事堂,令政事堂举荐即可,但是赵佶偏不,赵佶知道,一旦两制以上大臣讨论,都想推举自己人上位,只要达不成统一意见,赵佶就拖,就硬拖。总之就是不想开这个经筵日讲。
赵佶在垂拱殿坐好后,首相韩忠彦当先出班奏道:“官家,今日是选取崇政殿说书,为官家开经筵。”赵佶点点头,令韩忠彦介绍崇政殿说书的执掌,选取的标准。
韩忠彦当即介绍起来大宋的经筵制度,大宋崇尚文治,历代皇帝也非常重视经筵。太宗皇帝就认为帝王今日之学与不学,系他日之治乱。非常重视经筵,历代帝王谨守以文化成天下的祖宗家法,勤学好问,身为典范,以成治道。经筵进读的典籍与教材选择,无不以成圣德益治道为标准。为此,宋代帝王特重经旨义理的体悟。
同时,帝王的学习和士大夫的学习明显不同。至少帝王们的学习不需要参加科举考试。帝王治学为的是如何从经典中掌握为君之道与治国之要,也是宋代帝王最为关切的问题。这就必然要求士大夫在经筵讲学中,突破传统章句训诂之学的诠释形态,采取一种新的义理解经方式,指导帝王掌握蕴含在经典中的经旨要义与修己治人之道。
为了实现因经义以求治道的目的,宋代帝王还体现出对经筵官义理解经的偏好。如端拱元年(988),太宗听李觉讲《易》之“泰卦”,对其发挥经义,“因述天地感通,君臣相应之旨”表示赞许,赐帛百匹,以之为“君臣鉴戒”。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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