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实大宋的经筵制度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。很多时候,经筵也是官家了解外面情况的一个途径。
尤其是元丰改制后,侍读、侍讲、崇政殿说书多为兼职.之所以出现经筵官以兼官为主的情况,主要有以下原因:一是经筵官身为"帝师",必须由学问好、有声望、有地位的名儒硕士(多为进士出身)担任;二是皇帝将经筵授课视为一条了解外部和咨询时政的渠道,因此相对独立于相权的台谏官,就常成为经筵兼官;台谏官充经筵讲官已经成为定例。
选任经筵讲官一样要平衡各方势力。毕竟兼听则明,偏听则暗。既然开经筵日讲已经是必然的,那么这个经筵日讲就得按照赵佶的意思来,本官家可不是给你们当学生来了。
赵佶说道:“诸卿可再荐几位博学多才之士,以备咨询顾问。”
苏辙这才说道:“官家,臣荐吏部员外郎、礼部郎中,并兼史馆编修、实录检讨官晁补之,端方正直,正声直言,器识渊深,可以为官家备位咨询。”
赵佶想了一会才记起这位是谁,苏门四学士之一,苏轼称其文博辩隽伟,绝人远甚,必显于世。晁补之还是个神童,27岁时举进士,试开封及礼部别院,皆第一。神宗阅其文曰:‘是深于经术者,可革浮薄。’
韩忠彦也说道:“补之才气飘逸,嗜学不知倦,文章温润典缛,其凌丽奇卓出于天成。尤精《楚辞》,论集屈、宋以来赋咏为《变离骚》等三书。安南用兵,着《罪言》一篇,大意欲择仁厚勇略吏为五管郡守,及修海上诸郡武备,议者以为通达世务。”
晁补之能被苏轼看重,其本身的才略还是相当不错的。17岁时,从父官杭州,观览钱塘风物之盛丽,山川之秀异,于是写了《七述》一文。此时,大文学家苏轼正做杭州通判,喜欢杭州美景,欲作杭州赋。晁补之以《七述》谒见苏轼,苏轼“读之叹曰:‘吾可以搁笔矣!’其才学可见一斑。
但是和苏轼一样,这哥们嘴也挺欠的,而且运气是相当不好。苏轼嘴欠,但是只被构陷成功一次,还有章惇这样的大佬捞他,晁补之就不一样了。
晁补之入仕后,初为澶州司户参军,北京国子监教授。元佑初,为太学正,由李清臣荐堪馆阁,经考试后,升秘书省正字,迁校书郎,以秘阁校理通判扬州,后召还,为着作佐郎。元佑末,绍圣初,大宋王朝政局大变,章悖当国,排斥元佑旧臣,晁补之亦受累离开京师出知齐州。后“坐修《神宗实录》失实,降通判应天府、毫州,又贬监处、信二州酒税。最后一度在奸党内榜上有名。
而且由于他一生仁途坎坷,屡遭贬谪,多处漂泊,对宦海生活感受尤深,自号归来子,羡慕陶潜为人,已经多次上疏请求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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