吕惠卿为赵佶详细解释的三经新义,有人认为三经新义就是王安石为了“一道德,同风俗”而进行的科举改革的教科书,实则是让士子都学习王安石的学说,如此培养出来的官吏也都是新法的支持者了。这点吕惠卿从不讳言,三经新义确实本就是为了培养变法所需的人才来的。
王安石认为“然天下风俗法度,一切颓坏,在廷少善人君子,庸人则安常习故而无所知,奸人则恶直丑正而有所忌。有所忌者倡之于前,而无所知者和之於后,虽有昭然独见,恐未及效功,而为异论所胜。”如果不培养一批有着革新思维的官吏,恐怕变法最后也不会成功。
为此,姚康称“然介甫之所谓‘一道德’者,乃是欲以其学,使天下比而同之,以取科第”。姚康认为王安石为了“一道德,同风俗”而进行的科举改革,实则是让士子都学习王安石的学说,如此培养出来的官吏也都是新法的支持者了。这话倒并无错误,但是以此为由弹劾王安石,就有些无厘头了。
吕惠卿说道:“荆公治经,不拘于章句名物,认为圣人之术修其身,治天下国家,在于安危治乱。”接着吕惠卿问道:“官家以为,周礼之治,果能使大宋富国强兵吗?”
这话赵佶不知道怎么回答,毕竟现在主流思想都是遵奉周礼,认为三代之治才是大治,赵佶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三代之治没用,不过赵佶打心眼里就觉得这事很扯,三代之治,谁能说清楚什么是三代之治,不都是后人编的吗。面对吕惠卿这个问题,赵佶只能嘿嘿一笑。
吕惠卿当然明白赵佶的意思,朝堂上的衮衮诸公,有哪一个真的相信什么三代之治啊,只是不能说出口罢了。吕惠卿说道:“官家,荆公之意,本以大宋当积弱之后,而欲济之以富强,又惧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排击,于是附会经义,以钳儒者之口,实非真信《周礼》为可行。”
赵佶有些吃惊,吕惠卿竟然把话说得这么直接,吕惠卿接着说道:“大宋积弱,非一日之病也,当时非独荆公要如此,诸贤都有变更意。”
吕惠卿将当年之事慢慢说与赵佶听。面对国家内忧外患的状况,许多士大夫都意识到了国家存在的问题,并提出一定的解决方法。如文彦博司马光等提出“无为而治”和恪守祖宗之法的方案,希望皇帝通过任贤来解决内忧外患的局面,而宋祁、苏轼和苏辙等则对冗官、冗兵、冗费的问题进行了论述,希望通过削减冗费,改革官员选举之法的方式来解决宋朝的财政问题,当然也有李觏、王安石等希望向三代学习,从《周礼》等书籍中寻找解决方法的。
当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的,如韩琦、富弼等人,司马光、苏轼之辈,要么是仁宗朝庆历新政的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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