君权神授的观点。
为了保障变法的实施,王安石极力加强君主的权力,在《尚书新义》中王安石沿袭了董仲舒君权神授的说法称“有极之所在,吾安所取正?取正于天而已。我取正于天,则民取正于我。道之本出于天,其在我为德;皇极,我于庶民所同然也,故我训于帝,则民训于我矣”。意为君主受命于天,需要服从天的意志,而百姓则要臣服于君主的意志。
这种思想和大宋主流思想完全不同。大宋自立国以来,推崇的都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,治了一百多年,北方的契丹、西北的党项、西南的交趾,让大宋疲于应付。到这个时候,文彦博还在说:“非与百姓治天下,与士大夫治天下也!”在这么治下去,就等着翘辫子吧!
故而王安石主张加强皇权,由皇帝乾纲独断,推行新法,富国强兵。但是士大夫们肯定不会这么想,故而对王安石的学说和变法的措施加以抵制,不得已王安石准备利用自己的学说选拔人才,帮助自己变法。
当然这也是王安石最为人诟病的一点,因为王安石任用小人这一点不管是在当时,还是现在也都是颇为大家所诟病的。大家都认为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,任用幸进小人,导致新法失败。最典型的小人,就是如今坐在眼前的吕惠卿,他被认为是大奸巨恶,为新旧两党都不容。
这个时候,赵佶才问道:“以计相之见,荆公之法何以不能推行?”
问及这个问题,吕惠卿有些失落的说道:“非是荆公之法不能推行。当时上不能得太后之信,下不能结百僚之拥,荆公又急于用事,以报神宗。所行之法,过于操切,对于其中一些弊端,也不能及时纠正。所托非人,蒙蔽视听,是以新法之利未见而新法之弊已深,徒唤奈何!”
作为新党里能力极强的人,吕惠卿的反水绝不仅仅是他想取王安石而代之,而是已经对新法和所谓变法失去信心了。虽然吕惠卿人品不好,但是吕惠卿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,他在王安石罢相后,遍发书信给各监司、郡守,让他们上书陈述利害向神宗皇帝施压,然后从容地请求皇帝下诏,表明始终不因官吏违法而废除新法。因此,王安石新法得到更坚决地推行。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可以这么说,吕惠卿背叛了王安石,但是并没有背叛新法。无论是在朝中还是在州县,吕惠卿都是新法最坚决的贯彻者。
在吕惠卿任职参知政事期间,继续推动新法的进行,不仅废罢了制科,还保证了市易法的继续推行。两次灾荒(1073-1074年)期间,吕惠卿等变法派在汴京粜卖了数以万石计的粮食,稳定了京师居民的生活。尤其是在河北、江浙等为地区,利用贮的青苗钱米,募集受灾农民兴建水利和从事其他工役,度过灾荒。
吕惠卿守边时,推广了置将法等新法,并改变了许多现象--"陕西缘边汉蕃兵各自为军,每战则以蕃部为先锋,而汉兵城守,伺便乃出战。惠卿始合之为一,先搜补守兵而出其选以战,随屯置将,具条约上之。"吕惠卿守边期间还在元丰八年(1085年)和绍圣三年(1096年)取得了两次大的胜利。
赵佶看着这位佝偻的老臣,问道:“吾欲以荆公陪祀孔庙,计相以为何如?”
吕惠卿跪伏在地上说道:“官家圣见,臣不胜感激!”
赵佶说道:“还是由计相上劄子,吾来批准。也令天子知之!”
吕惠卿不再言语,只是流着眼泪向赵佶行了大礼,然后拜辞而去。赵佶知道,士大夫们谁不在乎身后之名?吕惠卿说是不在乎,其实对自己当年的行为,是深感愧疚的。赵佶让吕惠卿上劄子为王安石请陪祀,也是给吕惠卿洗刷自己恶名的机会,毕竟当年更多的政见之争。
而今赵佶要用吕惠卿,还是要为这位老臣消除心中的芥蒂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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